■福建會館內景本報記者 馮曉銘 攝

■從香港營救脫險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張友漁、茅盾、高士其、千家駒、胡繩等。（資料圖片）

■東縱老戰士后人、專家學者等在福建會館參觀。本報記者 馮曉銘 攝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地處交通要沖，有閩粵贛三省孔道之稱的老隆，在抗戰時期成為東江抗日大后方，粵東水陸交通樞紐地位凸顯，商業繁盛，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的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中，始建于清末的老隆福建會館成為營救路線上的重要轉運站，獲得營救的文化界名人們給當時一度繁榮的老隆留下了一些“速寫”，再現了當日時光。

咸同年間，籌資建設

老隆鎮位于龍川縣西南部、東江上游東岸，東通潮、嘉兩州，北鄰閩贛兩省，是水陸舟車之會，閩粵商賈輻輳，東江水運曾經達到閩粵贛三省孔道的重要地位。

咸豐年間時，“足跡半天下”的永定王超（字友鶴）詫異地發現，凡是長江以南的重要城鎮，幾乎都有為同鄉設立的館舍，以供奉神靈、敦睦鄉誼。唯有老隆，作為從福建進入廣東的重要通道節點，卻沒有這樣的館舍。為此，他一直留心建館機會。咸豐八年（1858年），閩人陳美堂告訴他，丙辰年（1856年）冬，曾有幾位志同道合的人買下一塊廢棄土地，該地在老隆下街一帶，前臨江水，后靠山岡，左右山水環繞，用來建館舍非常吉利。王友鶴親自去看了，頗覺滿意，便召集同鄉商議捐款，增購附近的廢址，擴建館舍。因地處江邊不遠，江邊的沙土日漸堆積，他們擔心發生水患，于是用石塊砌成約一丈高的地基；中間建廟供奉天后，右邊設立公所，命名為“隆福堂”。

當時在老隆經商的福建人不算少，他們出錢出力，資金管理主要由福隆店負責，同昌、福茂、利和、天隆、廣和等店協助。經營規劃、指導工匠、布置安排等事務，則由王友鶴承擔。始建之時，在咸豐庚申（1860年）秋。同治甲子（1864年）仲冬落成。次年“軟裝”完畢后，“門前石欄畢備，后院花塢整齊”，“率同鄉子弟誦讀其中，月夕風晨，書聲盈耳矣”。

福隆店出資最多，因此名之曰“隆福堂”，又稱閩中會館。其規模宏大，能列入東江一帶閩中會館的前幾名，可以說是“豪宅”。

王友鶴彼時還兼任長樂巡河的職務，經費除了上繳官府外，還剩余260多兩銀子，便購買了學堂附近的一塊廢址，建造了“回春堂”，作為病者調養、逝者棺殮的地方。1862年，他又在離老隆兩里路的“馬喉嚨”之地買下一片義山，用于安葬旅途中去世的人。“于是祈報有資燕會，有地養疾，得所寄死，葬得所歸，而略無憾焉。”館舍及其附屬建筑，不僅是同鄉聚會、祭祀的場所，還具有慈善、救濟、教育等多重功能。

1865年左右，有流寇從福建竄入廣東，一些百姓出逃，王友鶴資助他們返回故鄉。賊眾投降歸順后，流離失所的難民前后不下2000人，籍貫江西、浙江等地的旅客也有數百人。他們流落到老隆，在館中住上一兩天，王友鶴捐錢捐米，還為他們準備雨笠，派人護送他們回鄉。

從始建之日起，到同治戊辰年（1868年），9年共耗費白銀1.7萬余兩。捐款名單連同碑記，仍嵌在今日的福建會館的白墻中。據館方介紹，以前石碑一直被覆蓋在墻內，近年才重見天日。該碑字與碑平，無法拓片，白筆畫與黑碑石對比十分明顯，筆畫極是清晰。

光緒年間，會館重修

30多年后，隆福堂的瓦面與虹梁都有損壞，亟須修繕。永定人王紹經承其父志籌款重修，1904年竣工。

王紹經兒時曾隨父親在此讀書數年，“風晨月夕，嘯詠怡然”，不久隨父赴閩，后曾一度重游舊館。光緒辛丑年（1901年），受老隆的福建商人所聘，王紹經回到會館主持館務。眼見這館舍已舊，如果不重新修繕庭楹，不僅無法安頓神靈、聯絡鄉誼，就連先父當年艱難創業的遺澤也無從留傳，王紹經決定主持重修。他與董事陳鏡心及陳美堂之孫陳鏡塘商議，發起募捐，閩商踴躍參與，募款充足，除修繕的重要工程和補足歷年墊付的款項外，還剩余2000余兩銀子，便用來添置館產。

福建會館館長黃躍介紹，福建會館建筑形式原為三堂兩橫土木結構，基深墻厚。正堂祀奉天后圣母，右側橫屋名為隆福堂，左側橫屋因故尚未建成。隆福堂住理事二人，辦理日常事務。當時同鄉會長（理事）王紹經為永定縣高陂鄉人，舉人出身，后告老回鄉安度晚年，由福基煙店經理陳鏡塘接任會長，最后一任會長是吳鼎溪。

福建會館陸續置有山、地、田、店等公產，這也是其主要經費來源。另外，靠同鄉或外地來會館住宿、經商的行家（同行業）交易土特產山貨（如玉扣紙、毛邊紙、色紙、黃煙葉、閩筍干等），從中抽取少量費用。

老隆向為出紙之區，主要銷行廣州、佛山，生意甚大。1936年底，紙商紛紛運往佛山染色應市。12月16日，茂祥號滿篷船滿載各種紙把，由河源駛往惠州，行至河源下將軍營河面，誤觸礁石沉沒。附近鄉民聞訊，紛紛掉艇入水撈取，遇有所撈，爭奪不堪。后經船主雇得鄉中后備隊趕到肇事地點壓制，方行散去。（《香港工商日報》）

福建會館經費支出主要用于清明拜山、祭祀天后圣母誕辰，凡是福建籍同鄉男女老少人人有份，參加人數最多時百余人。

作為閩粵贛三省孔道的老隆，除新華路的福建會館外，尚有河唇街的惠博會館、中山路的潮州會館等，但俱已不存。清末，龍川設有工商業行幫組織，諸如嘉應、潮州、大埔、歸博、福建會館及一些行業公會。

戰時老隆，商業繁榮

1938年10月，華南戰爭爆發前，老隆是東江上游龍川、五華、和平、連平、新豐等縣與江西定南、龍南、全南、尋烏等地貨物交易的集散地。當時，老隆陸路交通有長途汽車直通廣州，費時一天半，并有公路通興寧、梅縣。

廣州、汕頭相繼失陷后，老隆在交通上的地位日漸重要。廣州失陷后，西江、北江和江西及湖南的貨物，都經老隆轉運至江西、曲江，上述各地的土特產亦匯集老隆，而后轉運汕頭出口。不久后，汕頭也淪陷，東江與海外的貿易只剩下由寶安縣屬沙魚涌（鯊魚涌）、疊福沙頭角、深圳經惠陽的一條途徑，各地所需貨物由沙魚涌等地請苦力挑至淡水，再從淡水用木船運至惠州，然后再由惠州用船運至老隆，最后才分運各地。即使是潮梅與閩西南各縣，一部分地區需用的外貨，亦由東江經老隆輸入。

老隆向東經興寧、梅縣可通往福建各地，向東北直通江西，向西北則直達廣東的戰時省會韶關，不但是戰時東江的交通中心，甚至成為粵贛閩的重要通道。

老隆是抗戰的大后方，但也時常遭到日機轟炸，損失嚴重。最繁盛的橫街、藏珠街等，被炸毀了數十間鋪子。

日機炸得毀建筑物，卻摧毀不了老隆人民的意志。被炸毀的店鋪，在1940年都重新建起。在通往龍川城（佗城）的途中，東江兩岸新建了10余間茶樓、酒家。因汽車在這里需用大木船運載過江，在等候的時間里，乘客在這些茶樓、酒家用膳、喝茶，生意特別興旺。

在這里，茶價比平時貴了不少。普通的茶價貴至每盅一毛或八分，排骨炒飯五毛錢一碟，普通旅店單人房每日租金亦在2元以上。

因為很多人從廣州、汕頭等地逃難而來，老隆的房子供不應求，租賃費亦水漲船高，普通一間中等房子，沒有電燈和自來水，但租金要10元以上，而抗戰之前的租賃費只不過二三元。一個人在老隆居住，每月僅食宿兩項最少需國幣40元，約比汕頭淪陷前增加了一倍，比廣州失陷前增加了2/3。

這是什么概念呢？當時普通店員除伙食由東家供給外，每月只能拿到5元左右的工資；小學教員的薪金每月亦只有20元左右。物價上漲，光靠薪水很難生存，于是人們紛紛經商，尤其從事運輸和市場投資的為多。

為什么運輸成了人們下海的首選？因為戰時老隆是東江交通中心，東江有運輸公司數十家，他們在1940年左右的老隆都設有辦事處。走在街上，隨時可見“某某運輸公司駐隆辦事處”的碩大招牌。

于是，在老隆形成了一種風氣，以前不少救亡分子、熱血青年，在廣州、汕頭淪陷后都變成了“新商人”，他們做水客、做運輸公司及市場投資生意等，在商場中與老牌商家搏斗，使本來蓬勃的老隆商界更平添了不少競爭氣氛。（1940年《東江交通中心的老隆》）

戰時的老隆，商店增至400余間，人口增至1.4萬人，每日往來客車不下百輛，可謂老隆商業的黃金時代。1942年來到老隆的茅盾見到這一切，敏銳地發現這是一場經濟根基尚淺的繁榮，他評論道：“老隆，十足一個暴發戶。”

省港大營救，老隆群星閃耀

1942年來到老隆的，尚有眾多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他們是那場著名的“省港大營救”行動中的主角。老隆當時是這項行動的重要轉運站，受黨的指示委派，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連貫負責指揮行動。廖承志到達老隆后，向中共東江后方特委傳達了中央關于營救工作的指示，并且作了部署。作為營救負責人之一，連貫就住在老隆福建會館，精心安排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大轉移行動的各項事宜，如他們在老隆的食宿問題、江面防查和安全上岸問題、轉移路線設計等。

茅盾等在惠陽休息了3天，1942年農歷正月初三，在東江游擊隊的安排下，擠上一艘大木船，沿東江逆流而上，元宵節到達老隆。茅盾、孔德沚夫婦和胡風、胡仲持、葉以群、廖沫等10多人，是第一批離開寶安游擊區的文化名人。那時候，每天留在老隆候車的老百姓有七八百人。

1944年2月，已經身處重慶的茅盾發表文章，回憶大營救時中轉老隆的經過：“這無名的小鎮，在太平洋戰爭以前，當鯊魚涌還是‘自由港’時，成為走私商人的樂土。而老隆之繁榮，其意義尚不止此。”“除了穿城而過的一條汽車路，其余全是狹隘的舊式街道……然而，不要小看了這外貌不揚的小鎮，它那些矮檐的鋪子簡簡單單掛了一塊某某號或某某行的小小木牌子的，每天的進出，十萬八萬不算多。請注意，這還是六七人在曲江花三十多元可吃一席的時候。如果和湘桂路兩端的衡陽和柳州來比較，那么，老隆自是‘小巫見大巫’，可是，在抗戰以后的若干‘暴發’的市鎮中間，老隆總該算是前五名中的一個。”

胡風到達老隆城后，很高興地“隨大家在老隆城里逛。這個城很熱鬧，在別人的慫恿下，我買了一盒鐵觀音，其實是一個盒里裝著錫制的兩小瓶。聽他們介紹飲這種茶的方法，要用小壺小杯一口一口地品。這種品茶藝術，簡直只有在升平世界中才行”。

在返回內陸的途中，柳亞子兩抵老隆，甚受禮遇。在老隆，他們受到梅縣的大商家李伯球和陳炳傳、劉錦鴻、劉森慶諸人，還有香港國新社舊識的迎候，“吃很好的酒菜，住很清潔的旅館，所以倒是不覺得旅途的困頓”。（柳亞子《兩抵老隆》）

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胡繩、千家駒、廖沫沙、胡風、丁聰……300多名困居港九的文化名人及愛國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幫助下，穿過日軍封鎖線，沿東江溯流而上，經由老隆福建會館，轉移到安全的大后方。

抗戰勝利后，各地的商家逐漸遷往惠陽、廣州、汕頭等地。1948年的老隆，人口雖不及戰時那樣擁擠，但經濟貿易還相當興旺，船來船往，但一年之中也只有在水量大增的季節見之，一到枯水時期，老隆商貿會衰落些。時間迫近解放戰爭關鍵節點前后，老隆商業更告凋零。1949年初，東江一帶戰云密布，江河閉塞，各業冷清。隨著全國的解放，老隆的商貿才逐漸恢復，日漸興盛。

福建會館再現當年風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福建會館曾成為老隆鎮政府、老隆鎮人民法庭、老隆鎮機關幼兒園、龍川縣老隆鎮塑膠廠的辦公用地。2011年，當地政府斥資修繕，并于當年8月1日開始免費對外開放，成為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重要事件和大革命時期龍川革命歷史的陳列展館。2019年10月，福建會館作為香港文化名人大營救指揮部舊址，具有重要的革命紀念意義，被列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為紀念東江縱隊成立81周年，2024年11月28日至29日，“弘揚東縱精神 凝聚奮進力量”專題座談會在龍川縣舉行，廣州、深圳、東莞、韶關、惠州、汕尾、清遠和深圳市坪山區等地的政協文史委負責人、黨史專家及東江縱隊后人代表齊聚一堂，重溫東江縱隊的光榮革命歷史，共同研討傳承東縱精神，并參觀了福建會館、龍川商會舊址等。會館內生動的展板、栩栩如生的文化名人雕像及相關文物，多形式再現了大營救的情形，而當時老隆的繁榮，也給參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報記者 凌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