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城景，遠處可見光禿禿的墳山。攝于1904-1920期間

清代迄今不算太久，許多習俗都有傳習下來。在傳承過程中，人們會根據(jù)時代的需求和變化對風俗進行適當?shù)恼{整和創(chuàng)新，使其更加符合當代社會的審美和價值取向。而一些延續(xù)多年的陋俗，或與時俱進做了改變，或在時代文明浪潮中被遠遠拋棄。

陋俗往往形成于長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是歷史社會地理的產(chǎn)物，承載著深刻的階層烙印和落后的思想觀念。在經(jīng)濟落后、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的地區(qū)，由于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和教育資源匱乏，一些愚昧落后的陋俗可能更容易滋生和傳播。時至今日，回望當時，一些陋俗駭人聽聞，尚且令人心驚。但過去的陋俗未必永遠過去，陋俗可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fā)生變化，但其核心思想和價值觀念往往保持不變。在特定條件下，也許還會卷土重來，所以有必要重新審視陋俗，對它仍持警惕態(tài)度。

清代的不少地區(qū)曾經(jīng)存在過一些封建迷信習俗，其中客家地區(qū)比較常見的包括：算命、占卜、神靈附體、二次葬、健訟、以命碰瓷、巫醫(yī)、童養(yǎng)媳等現(xiàn)象，對人們的生命與生活都有著嚴重影響。在提倡文明祭祀的今天，我們回望舊時圍繞“二次葬”習俗曾發(fā)生過的歷史舊聞，以史為鑒。

引發(fā)械斗的一大原因

1939年7月底，河源縣船塘鄉(xiāng)素有嫌隙之歐陽及謝姓兩族，因占一地方安放祖骸事發(fā)生糾紛，連日雙方不斷發(fā)生械斗慘劇，死傷數(shù)十余人，地方當局無法制止。8月1日，地方特電四區(qū)行政專署，迅速派隊彈壓，以免事情擴大，影響抗戰(zhàn)后方秩序。（《香港華字日報》）

1962年10月24日，連平大湖公社與河源縣船塘公社黃沙大隊發(fā)生重大械斗事件，原因是連平縣大湖公社曾姓群眾原葬在河源黃沙大隊附近的祖墳，被當?shù)厝罕娨七w骸骨建房，大湖、大陂水、五角村和山嶺等4個大隊糾合群眾300余人，攜帶槍支40余支及棍棒等兇器，趕到黃沙大隊新隆小隊，拆毀房屋，搶走耕牛2頭、生豬3頭和稻谷、花生一批，打傷2人。（2000年《河源縣志》）

民國初年龍川、和平縣也有一場延續(xù)多年的大規(guī)模械斗，后被化解。當時財大氣粗的鄧姓人準備在車田街建工廠，由于陳姓人二世祖的墳墓建在此，便勸說陳姓人將墳墓遷走，而陳姓人則認為該地方是他們族姓的風水寶地，祖墳決不能遷移。鄧姓人再三勸說無果，一氣之下，欲強行將祖墳遷移。陳姓人召集了車田、彭寨、林寨、古寨等地的陳姓人，攜帶鳥槍、棍棒、干糧，集結到車田街，與鄧姓人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械斗。由此引發(fā)的沖突持續(xù)了數(shù)年，導致雙方死傷多人，兩姓人居住的交叉地帶行人絕跡，田地荒蕪，村民生活極度艱難。為此，廣東龍川、和平及江西定南幾處縣衙曾聯(lián)合勸說調解，但無濟于事，最后也是束手無策。

陳襄廷上任和平縣知事后，得知陳、鄧兩姓恩怨，有心為其化解。于是率領幾個得力隨從，不辭艱辛，深入輾轉于各寨鎮(zhèn)，游說于雙方主事者及老成鄉(xiāng)紳之間，將個中利害反復分析給兩姓聽，但雙方為了顏面，都不肯先退讓。

陳襄廷于是對陳姓人說，鄧姓人已認失理了，愿意言和，并愿意道歉，同時賠償損失4000銀元；那邊他又對鄧姓人說，陳姓人已自認理虧，愿意言和，并愿意道歉，同時賠償損失4000銀元。

此前，兩姓鄉(xiāng)親早已為陳襄廷的話感動，聽說對方賠錢，都順水推舟握手言和。后來，人們才知道這如天文數(shù)字般的8000銀元，是陳襄廷墊付的，都為他的良苦用心和慷慨解囊表示欽佩。惠州知府徐書祥贈陳襄廷一塊“慷慨解紛”金匾。

與遷徙有關，客家地區(qū)清代流行“起骸”

客家地區(qū)一些鄉(xiāng)間，現(xiàn)在仍有“二次葬”習俗。云南財經(jīng)大學社會與經(jīng)濟行為研究中心教授劉芳介紹，從現(xiàn)有的考古材料來看，在新石器時代我國已經(jīng)開始有“二次葬”習俗。到了龍山時期，黃河流域的“二次葬”已不多見。戰(zhàn)國時期的《列子》及《隋書》等史籍，有記載古代荊楚地區(qū)的一些二次撿骨葬習俗。從古至今，流行“二次葬”的區(qū)域十分遼闊，從中原到邊疆，涵括了北方和南方許多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包括中亞、東亞中部（西伯利亞）及東南部沿海（中國南方、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等）、太平洋諸島嶼、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南美洲（墨西哥、危地馬拉）、非洲中部和東部等國家和地區(qū)。

關于“二次葬”的來源，《廣東民俗大典》記載，這和客家人長期顛沛流離的遷居生活有關。客家人為生活所迫，不停遷居，最害怕的是不能對先人繼續(xù)供奉禮拜，所以在遷居時，會把先人骨骸起出，隨身帶走，到新的安居處安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二次葬”的習俗。

對于客家人“二次葬”的做法，《客家古邑民俗》一書介紹，大多數(shù)客家人都很講究祖先的墳地，厚葬表現(xiàn)為“背祖骨”和“二次葬”。在離亂遷徙中，客家人背上祖先遺骨，以免受異族蹂躪，一旦在安居處找到風水寶地，就將骸骨擦拭干凈，置于“金埕”（一種陶缸），重新安葬。此習俗沿襲下來，即使不再遷徙，也會在下葬先人后的3年到10年間，重啟墳墓，打開棺材，擦拭干凈骸骨，貯于“金埕”內，“金埕”蓋內寫上死者世系、姓名，再擇良辰吉日進行“二次葬”。有條件者，葬入新墳；無條件者，寄放在安全的山間巖洞，或在山坎上挖一小龕寄放。

客家人一直傳承著這個千年的古老葬俗。據(jù)明嘉靖《惠州府志》卷五《地理風俗篇》記載：早在明代“二次葬”在惠州府屬各縣就很盛行，“長樂、和平溺于不忍棄親于土之說，有停柩期年、三年而后葬者，或葬不數(shù)年，惑于風水，啟土易棺，火化而改葬者”。

直到現(xiàn)代，老人去世土葬后，經(jīng)七八年不等，開墳收拾尸骨，裝進“金埕”寄放，待后擇風水好地建墳進葬。新墳完工之日俗稱“完墳”,也有人不用拾尸骨，就原地建墳，俗稱“大葬”。完墳日，主家按建新宅一樣為亡人做喜慶，宴請房親伯叔、親戚前來慶賀，主家合家及親戚、死者生前友好齊集墳前，燒香點燭，以豬首三牲、佳果等供奉，儀生領眾人謝山神、土主、祭祝文，燃放鞭炮，散后，至主家聚會宴飲。（2000年《河源縣志》）

在和平縣，喪家上山埋葬死者后，接著整理基地。十年后起棺（俗稱撿金），將骨骸用瓦缸（俗稱金埕）裝好葬于風水寶地，并砌上永久性碑石以作紀念，庇蔭后代。

這個習俗曾遭有識之士抨擊。《惠州府志·雜識》說，“此（即“二次葬”）誠傷風薄俗，慘不可言，所望仁人孝子之挽其頹也。”《嘉應州志·禮俗》用了不少筆墨指出客家人的“二次葬”：“俗之愚陋，莫此為甚”“愚民易惑犯大不孝之罪”。

但到了清代，此風再度盛行。有人為了找個好風水地，有幾十年都不讓先人下葬的。有的葬了數(shù)年，打開來，洗骨，再貯以瓦罐。有的幾百年前的遠祖，還被后代洗骨。為了這“二次葬”，有的廢時失業(yè)，有的拼了家產(chǎn)打官司，還有的甚至鬧出人命，“俗之愚陋，莫此為甚。”（王之正編《嘉應州志》）

300年前，和平知縣王植怒禁“起骸”

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和平縣知縣王植下令禁止淫祀、師巫，焚毀縣署大門內七姑神，嚴懲裝神弄鬼以騙取民財、制造是非的張坑人徐居爵。

直隸深澤縣（今屬河北石家莊）人王植是“學而優(yōu)則仕”的典范，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認為“起骸”違背人倫道德，且可能觸犯律法，但在當?shù)乇灰暈槠匠＃瑺帄Z墳墓、冒占墳地等情況也十分常見，反映出當?shù)貑试崃曀字械姆N種陋習，這些習俗不僅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秩序，也影響了淳樸民風。

在任那些年，王植總結說，和平冬季的訴訟，不是說占葬就是說盜賣；春季的訴訟，不是說占據(jù)耕地就是說拔苗。因為這些事情，動輒大打出手。他上任以來，爭奪墳墓互相控告的事情接連不斷，不是說拋撒尸骨就是說滅祖，這類事情幾乎都是本省少見的現(xiàn)象。

王植頒布告示，特別申明禁止“起骸”、空占墳墓的行為。他苦口婆心地勸說：子女對于親人，在世時奉養(yǎng)是孝順，去世后歸葬于土才是安妥。所以朱子的《家禮》中有很大篇幅論述喪葬禮儀。而和平之俗，子女在親人去世后，先用薄棺淺埋，稱為“棺葬”，幾年后又挖出尸骨檢驗，如果是白骨就用刀削去腐朽部分，裝入瓦罐，稱為“收金”，這個瓦罐稱為“金埕”。如果皮膚還未腐化，就用指甲摳、用刀刃刮，稱為“起骸”，然后再遷葬到別處，之后還不時地洗驗，認為骨色黃潤為吉兆，否則就多次遷葬不止。他們不知道律法中有開掘墳墓的條款，除了有正當理由依照禮儀遷葬之外，凡是晚輩挖掘長輩墳墓、開棺見尸者斬首；子孫毀棄祖父母、父母尸體的，不論是否殘缺不全，都斬首。他甚至嚴厲地連珠炮般追問：“把骨頭裝入罐中，能說不是毀壞嗎？能說不是開棺見尸嗎？動輒以毀占他人墳墓的罪名控告他人而自己先犯下大辟之罪（斬首之罪），如何能自我辯解？而且捫心自問，祖父有何大罪，竟然忍心如此殘害，慘狀如同解剖檢驗尸體一樣？”爭奪墳墓的訴訟，也大多是因為這個原因而起的。

明令禁止“起骸”之前，王植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在公告中也不是簡單一禁了之，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對民眾進行思想勸誡，在文中既強調了律法的嚴肅性，如對開棺等行為的嚴厲禁止及相應處罰，又從人情倫理角度勸誡民眾，如闡述子女對親人應盡的孝道以及破壞墳墓對先人的不敬等，試圖從思想和行為兩方面引導民眾改變不良習俗，遵守社會秩序。

據(jù)王植調查，和平縣在尸骸尚未遷走之前，先在其他地方開墳堂掛紙，稱為“浮窨”。遷走之后，仍將舊穴封好掛紙，稱為“休冢”。而且和平縣的土地都是官山，很少有明確的主人，于是就有窺探墳主遠在外地而企圖冒占土地，偽造碑石、捏造姓名的人；也有在他人墳墓旁邊開墳掛紙而假稱死者已死，逐漸圖謀霸占的；還有明知此地有糾紛，卻以掛紙立碑來試探，時間久了沒有事就據(jù)為己有，甚至轉賣給別人的。還有把別人的祖墳認為是自家祖墓的，或者稱是無后族人、無后親戚的墓地，一入手就暗中拋開舊骸而埋葬自己的親人。于是因來龍（風水說法中的山脈走勢）被占就以破腦傷風（風水受損）為由控告；墳旁占葬就以挖冢剖棺為由控告。那些證人、地鄰大多是各自袒護自己的祖先，不足為憑，探究根源則都是風水之說誤導了他們。

對深入骨髓的風水之說，王植也有話說：“風水先生的話原本就不值得深信，即使從風水的角度來說，已經(jīng)安葬過的舊穴，靈氣已經(jīng)泄漏，怎么能庇佑后人呢？況且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毀壞被霸占，或者是絕嗣無后的墳墓，那么這塊地不吉利是可以知道的，為什么還要觸犯開掘墳墓的禁令，而將自己的親人置于絕嗣敗落的墳墓之中呢？”他進一步舉例勸說民眾：“和平縣自從建立以來，數(shù)百年間，那些靠所謂‘收金’而得福的家族，科舉及第的不過幾家，有名望的人士在兩次科舉考試中受困，未必不是陰禍自殘的驗證。紳士作為民眾的表率，尤其期望努力革除這種風氣。”

與和平縣相鄰的永安（今紫金縣）、河源、龍川等縣都有此陋俗。清嘉慶年間成書的《永安縣三志》載，當時就有喪親之家，長時間停柩不葬，有的甚至三年后才下葬。下葬時“惑于風水”挑選地方，然后耗費巨資建豪華墳墓，“炫人觀美”。葬后數(shù)年，子孫有生病或家里發(fā)生不好的事，就說葬地不利于家，在清明或八月初一挖開墳墓，剖其棺、燒其柩、析其骸，只要骨頭不要肉，若有連接的朽肉，以竹刀剔出投到火中燒掉。然后將撿出的骨頭放到瓦罐中，稱之為“金埕”，另擇風水之地葬之。若家又有故，再挖出來，另找地方埋葬。在找地方時可能又過了不少時日，荒郊野草蔓延，“金埕”可能就找不到了。有的雖然家里沒發(fā)生什么不好的事，但惑于風水先生的話，數(shù)次遷葬，甚是勞民傷財。“起骸”的陋俗，雖然屢加禁止，但積習已久，很難改變。

為此，王植發(fā)布了規(guī)范喪葬相關事宜。一是墳地管理：為解決墳地爭端，規(guī)定了新葬墳墓與已有墳墓的安全距離，要求雙方協(xié)商并在練保見證下確定是否合規(guī)；對于墳地的標識、界限等也有明確規(guī)定，如立碑標明四至等，同時將這些信息記錄在縣存墳冊內，從制度上防止墳地被冒占。二是禁止“起骸”陋俗：強調洗骸行為的不合理性，從律法和倫理道德角度進行批判，并警告民眾不得再有無故遷徒墳墓的行為，否則將受到重罰。

和平知縣王植雖然明令禁止“起骸”，但傳統(tǒng)的、觀念的力量仍是強大的，這種陋俗依舊延續(xù)了二三百年。直至1936年，河源縣當局還曾頒發(fā)布告，指各區(qū)鄉(xiāng)仍有終年累月停柩待葬者，不僅違功令，亦妨害衛(wèi)生，因重申禁令，嚴禁停棺不葬陋俗，限期兩月內擇地遷葬。（1936年7月22日《香港工商日報》）

到了現(xiàn)代社會，隨著較完善的法律法規(guī)體系規(guī)范、科學觀念的普及（人們逐漸認識到所謂“起骸能帶來福祉”等觀念是沒有科學依據(jù)的荒誕之事）、社會文明的進步，“起骸”“爭墳占葬”等極端陋俗已基本消失，但在部分較偏遠地區(qū)，仍可能存在一些與之相關的觀念殘留，但已較舊時大有改觀。

■本報記者 凌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