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河源縣船隆、船忠、船駱建筑公路委員會出具的筑路募股收據。凌麗 翻拍

■1936年9月，省政府財政廳征收臨時地稅收據。 凌麗 翻拍

核心提示

如今，河源人民安居樂業，職業選擇豐富多樣。然而在百年前的河源，先輩們剛走出帝制時代不久，處于西方工業浪潮已興起多時背景下的河源，開始出現除農業及小手工業之外的職業。地理環境的限制、經濟結構的局限以及社會制度的影響，共同塑造了河源人的性格與民風。

回顧既能窺見一段被歲月塵封的歷史，它宛如一幅人類在特定環境下為求生存、謀發展的普遍圖景，更是傳統中國鄉土社會邁向現代化轉型的微觀縮影。這一轉型進程并非一帆風順，歷經長期戰火的河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經濟社會發展仍處于停滯狀態。

靠山吃山的生計與困境

1934年8月22日《香港工商日報》刊載的一則消息，呈現了民國廿三年河源民眾生存圖景。

報道中，“九縣交界”“東江沖要之地”的地理區位，給河源既帶來交通上的便利，也意味著資源競爭存在天然困境?！扒鹆赀B接，舉目皆然”的嶺南丘陵地帶地貌特征，構成了河源民眾的生存空間，它沒有廣袤平原開闊的農耕優勢，也缺乏高山峻嶺的天然屏障。在山峽之間零星分布的沖積平原上，“土質夾沙為多”的農田承擔著維系生計的重任，農民必須掌握“垂直耕作”的智慧并精耕細作：在山峽平原種植主糧作物，在緩坡地帶栽培油茶、甘蔗，在陡峭山麓培育經濟林木。

河源的地形地貌，決定了稻谷、油料、蔗糖作為大宗物產，構成了農業經濟的支柱，而蒜、菇、栗、柿餅等農副產品則顯示出丘陵農業的復合型特征——這種“主糧+副業”的生產模式，本質上是對有限土地資源的精細求取。而耕地碎片化、土壤貧瘠、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使民眾采取“靠山吃山”的生存策略。河源“山場極廣，出產頗多”，然而山林資源的過度開發（各山稀疏，取材將盡）與政府倡導的種植政策失效，暴露出傳統林業經濟的短視性。這種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開發，折射出生存壓力下的集體無意識：在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年代，長遠的生態保護讓位于即時的生存需求，進一步加劇了生態與經濟的惡性循環。這一現象背后，折射出官營經濟對資源的壟斷性管理失效。官方雖掌控山林資源，但缺乏合理開發規劃，導致民間無法有效利用資源，最終陷入“取材將盡”的困境。

中國傳統經濟體系中，官營經濟始終占據核心地位。自秦漢推行“鹽鐵官營”以來，凡涉及資源壟斷、高利行業（如礦產、漕運、金融）皆被納入官方管理范疇，形成“利出一孔”的經濟格局。這種制度設計的初衷是通過國家力量集中資源、穩定財政，但客觀上造成了民間資本的萎縮與民眾經濟選擇的窄化。至20世紀30年代，南京政府推行“統制經濟”，進一步強化了官營資本對關鍵領域的控制，尤其在礦產、交通、能源等行業，官辦企業或官商合辦企業成為主導力量。政府的投資和強制金融業對工農業擴大放款，固然對經濟的復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經濟增長方式也由市場主導轉變為政府主導，普通民眾只能在農業和小商業中“刨食”，迫使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進行高強度勞作，而小商業的發展局限于零售、手工業等低利潤行業，難以形成規模效應。

由于無法進入高利潤行業，且長期面臨生存壓力，河源民眾形成“小富即安”的務實心態。在農業中追求“穩產”而非“增產”，在商業中偏好“現金交易”而非擴大投資，避免因冒險而失去僅有的生存資源。在缺乏資本積累渠道的困境中，體力勞動便成為人們唯一可掌控的生產要素，“內卷”嚴重，“揾食艱難”成為人們的共識。人們信奉“做死（拼命干）好過餓死”，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重復田間“兩頭黑”（天未亮出門，天黑歸家）的勞作模式，不憚圩市“擔挑走百里”的販運強度，當年的河源女人，曾經成群結隊挑著雞步行到香港去賣。在小商業領域，挑夫、商販、手工業者等職業構成了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這些職業的共同特點是分散性強、抗風險能力弱。當遭遇自然災害或市場波動時，脆弱的小商業極易崩潰，迫使從業者重新回歸農業。

靠水吃水的商業崛起

20世紀30年代，河源的水陸交通逐漸便利，河博、河川、河紫等公路通車，大小兩江水道船舸繁忙，四境通達。交通改善帶來的不僅是經濟交流的便利，也使民眾性格特質發生悄然轉變。

河源地區所處的丘陵地形既阻隔了外部文化滲透（民風淳樸，崇尚名教），又迫使民眾通過“搖啊搖，糴米去化龍橋”的商貿網絡建立對外聯系。東江水道的航運繁榮，帶來了廣府文化的沖擊，使河源本地人兼具客家傳統與商業開放性的雙重特質，“碼頭性格”逐漸取代“山民性格”。船工群體的冒險精神與協作意識，商幫文化的契約精神與開放意識，沿著水陸商道滲透進來。

1936年的河源縣城，已然商賈云集，商務發達，成為東江沿岸商業重鎮。鄰縣和平、連平、龍門、新豐等亦多來此赴市?？h城有二，為下城與上城。商業中心在城外之太平路、化龍路、沙邊街，總計商號300余家，同業公會共十三行，會員150家。營業情形，以布匹、雜貨、海味、鹽糖行、平碼行為盛。河源縣屬各圩場，計有藍口、觀音閣、平陵、回龍、船塘、黃村、黃田、義合、柳城、古嶺、南湖、燈塔等，其中又以藍口圩為最盛，有商店200余間，各大商號兼營收躉生意，頗為可觀。觀音閣、平陵、回龍等次之，商店各百余間。船塘、黃村、黃田、柳城、義合、古嶺、南湖、燈塔更次之，商店或五六十間，或十數間。河源人從“自耕農”的單一身份，轉變為“米店伙計”等職業，這種身份的轉換，加速了傳統共同體的解體，也孕育了現代公民意識的萌芽。

“在昔交通不便”的封閉環境，外部資源難以輸入，內部資源又相對有限，村落之間圍繞土地、水源的競爭便極易激化，動輒糾眾械斗。而“近來水陸交通日益便利”，帶來的不僅是物資流通的順暢，經濟活動的加速繁榮，更重要的是觀念的更新——“迷信程度漸漸日減”，人們根深蒂固的鬼神崇拜觀念，漸漸向理性認知過渡。因此，1934年前后的河源，已處于傳統與現代、封閉與開放之間的文化轉型期。

雖則官方認為河源“民風淳樸，崇尚名教”，維系社會倫理仍是儒家傳統；但又認為河源人“素稱強悍，動輒械斗”。械斗的根本原因，還是在較為封閉的地理環境導致資源稀缺而進行的生存競爭。同時，官府的權責不對等，當官方秩序難以有效介入基層社會時，民間自發形成的宗族組織便承擔起資源分配與沖突調解的功能。有人認為，械斗的頻發，本質上是宗族勢力在缺乏權威仲裁情況下的自我保護機制，這種極端行為背后，是對生存資源的強烈占有欲與集體歸屬感。在1934年的這篇報道中，提到“尤以小江民族為多”，小江即是新豐江流域，現多屬東源縣。

隨著官營經濟強化與交通改善，官方對地方的控制能力增強，民眾逐漸意識到暴力抗爭的低效性，轉而采取更隱蔽的生存策略，因此“自革后此風稍泯”，轉向其他沖突不那么激烈的方面，反映在縣屬各圩場上，“以姓氏成見頗深，此界彼疆，劃然有分，圩距不一二里者有之，或十里之內圩場三五，分崩離析、商務落寞者有之。”（羅思溫《河源縣調查報告書》，載《統計月刊》1936年第2卷第4期）

經濟困境與新生曙光

原本按照既定經濟和社會規律進行發展的河源，歷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并迎來了解放戰爭的勝利。據源城區檔案館藏資料《1950年河源縣一年來的工作總結報告》中的數據，經過戰爭的動蕩，河源人的生活并沒有多大的改善。

1949年，河源全縣耕地面積約43萬畝，其中水田占90%左右；旱地約占10%，但“土質除上莞、鯉魚二鄉較為肥沃外，其余均甚瘦瘠”的狀況并未改善，90%的水田仍在產出僅能勉強維持生計的稻谷。全縣依然有90%以上的人口從事農耕，這與1929年“縣屬人民多屬勞農工作，除耕田外別無生活”區別不算太大。

然而，由于地瘠民貧，稻谷產量不足自給，迫使民眾不得不將大量精力投入到番薯、豆類等雜糧種植，以及松香采集、養豬、草菇培育等副業生產中，而任何自然災害或政策變動，都可能直接威脅到民眾的生存。

在副業經濟方面，松香、木材作為大宗收入來源，依賴的是山區豐富的森林資源，但“老法制造”的松香品質低劣，意味著本地民眾只能以原材料或初級加工品出售，利潤被外地商人層層截留。河源縣城的500余間商店中，本地店主多經營日用品零售，利潤微薄，而通過便利交通而來的客籍商人則控制著利潤更高的批發和轉運業務?？图倘藨{借資金、人脈和信息優勢，壟斷了農副產品收購、外來貨物轉運等關鍵環節，本地資本多集中于典當、米行等傳統行業，大部分民眾只能在商業鏈條中充當底層生產者或小攤販。

從1934年到1949年，河源在電力、機械加工等領域實現從無到有的突破，但總的來說工業發展形勢不佳，仍停留在農業副產品加工的原始階段，唯一稍具規模的松香產業也因技術落后而舉步維艱。全縣僅有16間松香制煉廠和2家碾米機廠，且均為“老法制造”，稍具規模，反映出本地工業既缺乏技術革新能力，也沒有資本積累動力。打鐵、織席、竹器等手工業，雖能滿足本地基本需求，但始終停留在家庭作坊階段，規模小、技術落后，無法與外來機制品競爭。盡管出現了電力應用，但1949年全縣仍以松明、火油照明為主，電力覆蓋率不足20%，工業用電完全依賴柴油發電機。

河源經濟駛上發展快車道的時間，是在2000年之后。2003年起承接珠三角產業轉移，與此同時，河源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開始崛起，礦冶產業技術改造、生態農業品牌化進程加快，交通網絡、能源保障日趨完善，營商環境不斷優化，成為了一片受人稱道的投資熱土。在生態保護上，河源堅持“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的理念，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價值，依托萬綠湖優質水資源，發展水飲料及食品產業，實現了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本報記者 凌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