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川縣佗城鎮舉行古邑文化墟巡游活動 肖斌 攝

■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虎符 （資料圖片）

廣州，北京路。著名歷史文化街區。

這一片有南越王宮署遺址、城隍廟、秦代造船遺址、南越國水關遺址、孫中山文獻館等。

廣州建城，始于任囂，謂之任囂城，又名番禺城，其遺址在北京路以東，至芳草街一帶。

可以說，這里是廣州的“根”。

《廣東通志》中記載，“秦以任囂為南海尉……既乃入治番山隅,因楚亭之舊,俗謂任囂城……及趙佗代囂，益囂所筑城，今謂趙佗城。”

而追“根”溯源，繞不開任囂、趙佗。

秦二世二年，即公元前208年，任囂病故（《廣州史話》）。龍川令趙佗在其病重之際，被急召至番禺。

自此，趙佗開啟了屬于他的南越時代。

一次關于嶺南歷史走向的重要密談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囂、趙佗南征統一嶺南，書寫了嶺南發展史上的重要一頁。

時隔6年后，任囂、趙佗再聚首，進行了一次密談。

這是一次事關嶺南向何處去的重要密談，只屬于他們兩人的。

公元前207年，大秦帝國在如晦風雨中滅亡。臨近滅亡之際，天下逐鹿，雄鎮嶺南的“東南一尉”——南海尉任囂，生病了。

躺在病榻上的任囂，派人將龍川令趙佗召來，作了一場推心置腹的密談。

《史記·南越列傳》是這樣記載任囂當時對趙佗所說的話。

“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邦、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杰畔（叛）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

這段話可謂信息量巨大，至少有三個意思：一是天下大勢分析。秦皇失道，引起了天下百姓的怨恨，天下豪杰紛紛背叛秦朝，陳勝、吳廣、項羽、劉邦等人都在聚眾造反，中原地區亂得一塌糊涂，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安定下來。二是南海的現狀分析。雖然南海郡地處偏僻，但各地起義軍仍然有可能來這里侵奪土地，因此他曾想切斷通往中原的新道，封鎖中原與嶺南的聯系，一方面自守，另一方面靜觀諸侯的變化。可惜，他此時已重病，根本沒有精力調兵遣將，明知時局變化就在轉瞬之間，也無能為力。三是未來發展走向分析。南海未來之路在何方？番禺所在的地方，地理位置特殊，背后有高山峻嶺可作屏障，南方有大海阻隔，東西幾千里，又有遷徙到這里的中原人相助，完全可以在這里建立國家。

那么，如此重任，在南海郡四縣中，任囂為何選擇趙佗呢？

任囂在這次密談中提到：“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此話足以說明，任囂在郡中的各大官員中，非常信任趙佗。此外，有研究者還分析認為，趙佗能力強，可堪大任；“與越雜處十三歲”，與越人打交道經驗豐富。

談話結束后，任囂還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也就是任囂假借秦中央王朝的命令，委托趙佗代理南海尉的職務。按照秦朝官制，南海尉的職務由中央王朝任命。

任囂的此番談話與安排，為趙佗順利實施嶺南割據構想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后來諸家史書俱云“佗之王，囂成之”。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認為，任囂這個計劃，一方面是要讓并入大秦版圖不久的百越人民遠離戰火休養生息；另一方面割據嶺南也是當時情形所迫、大勢所趨；再者，他本為秦將，不忍負秦。

趙佗連出三招實現嶺南割據

任囂在臨死前，為趙佗點明了南海郡未來的方向。趙佗接下來的舉措，也確實依照了任囂的謀劃。這說明任囂的決策與趙佗不謀而合，如果趙佗跟任囂的想法不一致，或者趙佗沒有被任囂說服，任囂死后，趙佗會怎么做，還是一個未知數。但不管怎么樣，趙佗還是信守了自己對任囂的承諾。

不多時，任囂病歿。根據其計劃，趙佗接下來做了三件事，定下了南越的“大盤”。

第一件事便是向駐守在橫浦、陽山、湟谿關的將領快馬發出檄告。“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從地理位置看，嶺南易守難攻。“自北往南，入越之道必由嶺”。五嶺是阻擋中原南下的天然屏障，而橫浦、陽山、湟谿關皆位于秦所開辟的連通嶺南的兩條新道上，系兵家必爭的戰略之地。守住了橫浦、陽山、湟谿關，也就斷絕了“盜兵”即諸侯兵和秦軍南下到嶺南地區的通道。

解決“外憂”后，趙佗做的第二件事是解決內部問題。“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此時趙佗雖然代理了南海尉并已行使職權，但他這個官職是任囂假傳皇帝圣旨給的。當時的南海郡許多官員還是中央王朝安排的，趙佗便借秦律對那些不服從他的官吏盡殺之，這也為他建立國家、自立為王作了鋪墊。

根據《史記·南越列傳》記載，“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這是趙佗做的第三件事。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嬰向劉邦投降，秦朝滅亡。公元前205年趙佗出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統一嶺南。公元前204年，趙佗正式在當地越人的擁戴下建立南越國，自稱南越武王。

關于這一史實，《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職方典·廣東總部》中記述道：“……遂拜任囂為南海尉，以趙佗為龍川令，往定揚粵，囂乃入番禺居焉。筑關隘，保障其民，以付趙佗。及囂病，召佗行南海尉事。囂歿，佗遂擊并桂林象郡為南武王，都番禺。”

筑起南越國屏障免受戰爭之苦

趙佗建立南越國，保一方安定數十年，直至漢朝建立，率民歸漢。對此，大多史家給予了肯定。司馬遷云:“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清代左欽敏云：“嗚呼，秦漢之際，天下苦兵久矣，南越之民獨宴然，不受外兵，豈非南越王之德哉。”“秦未破滅，未嘗稱王；呂不亂權，未嘗稱帝。臣事高、惠、文、景諸朝，不失臣禮，可謂忠且有節矣。”

“趙佗此舉，避免了嶺南地區重新出現百越的分裂狀態，避免了中原地區遭受的戰爭之苦，這對嶺南地區百姓的安危以及經濟發展是有利的。”（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

“南越國是嶺南歷史上第一個割據政權，也是嶺南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國家，它對嶺南社會的發展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因而歷來是研究秦漢時期嶺南歷史的重要對象。”（余天熾《古南越國史》）

但在“文獻史料匱乏、封建史觀占主導地位的漫長歲月里，歷代史學家對趙佗往往采取貶多于褒的態度，特別是對趙佗的‘割據’，有些歷史學家雖然肯定趙佗對嶺南的開發，但也不能容忍他的‘割據’。”著名考古學家黃展岳在《南越國考古學研究》中認為，趙佗的“割據”是時代的賦予，無可厚非。應該從客觀的歷史事實出發，全面衡量他在歷史進程中到底起了促進作用還是遏阻作用，才能對他的歷史地位作出公正的評價。而“兩廣先秦文化大約形成于春秋時期或稍早，至戰國晚期發展到鼎盛階段。隨著秦統一嶺南，南越政權的建立，中原鐵器的大量輸入，兩廣先秦文化便迅速被新的歷史文化所取代。”

從趙佗治龍川至趙佗卒（漢武帝建元四年即公元前137年），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正是在這一時期接近或趕上了中原地區。廣州南越國宮署御苑的建筑遺存、南越王墓出土的多種多樣的隨葬器物，無不反映出秦漢時期多區域文化交流融合形成的嶺南文化發展水平。可以說，趙佗催發了嶺南文化2200多年發展的浩蕩春潮，終使“開放、兼容、敢闖、創新、重商、務實和世俗文化”等嶺南文化特性，在趙佗時代已成雛形。

當代越南學者陳重金認為:“趙佗建立了南越國，把中國文明傳播到南方，因而自此以后我國之人都濡染了這種文明。”(陳重金《越南通史》，商務印書館1992 年版)

與趙佗同時代的漢高祖劉邦，曾給予了趙佗高度評價：“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

趙佗臨危受命，接替南海郡尉任囂為尉，并遵其囑自立南越國，力保嶺南安定。在安定和平的南越國，趙佗打開局面，推動嶺南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快速發展。

■本報記者 凌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