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怡君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是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全會提出，“完善產業在國內梯度有序轉移的協作機制，推動轉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市委八屆八次全會提出，要加快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與深層次改革互促共進，健全“融灣”“融深”發展機制，提升河源“融灣”“融深”新高度。全會進一步明確了深化同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承接產業轉移是河源走好融灣先行之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動力。

河源作為緊鄰粵港澳大灣區的粵北城市，正處于積極融入大灣區的重大歷史機遇期。近年來，我市憑借地理區位、資源環境、政策疊加等優勢，形成了與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承接產業有序轉移的良好氛圍，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一方面是產業融灣基礎環境不斷夯實，包括產業平臺建設、打造政策和體制機制環境、加強基礎設施聯通等。另一方面產業融灣成績顯著，主要包括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構建電子信息產業的融灣格局；打造千億級電子信息，百億級水飲料及食品、先進材料、機械與模具等“1+3”產業集群。但是，河源同廣東省其他欠發達地區一樣，還存在平臺載體多而不強、產業規模小、營商環境有待提升、科技和人才等要素資源支撐力度總體偏弱等問題短板，承接大灣區產業外溢的能力還有待提高。不少珠三角企業越過我省粵東西北地區進行產業轉移，形成所謂的“蛙跳”現象。因此，河源要深刻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雙區”進入加速發展“黃金期”的有利契機，進一步加強“產業融灣”、提升承接“雙區”產業溢出競爭力，應從聯通、嵌入、承接、接軌等四個方面不斷發力。

繼續強化與粵港澳大灣區交通基礎設施的聯通

基礎設施先行仍然是暢順產業協同的先行條件。近年來，河源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提速，不斷強化“一港四區”五橫五縱二聯交通網絡布局建設。

一是優化對接省“12312”出行交通圈和“123”快貨物流圈，推動梅龍高鐵、龍尋高速公路年內建成通車，力爭長深高速公路改擴建等項目完成主體工程，積極推動廣河高鐵建設，扎實做好韶河汕鐵路、廈昆高鐵、河惠汕高速公路前期工作，協調推進東江航道擴能升級工程，到2025年全面拓寬融入“雙區”的高快速通道。

二是暢通市域交通網絡，積極推動河紫高速公路建設，全面推進17個國省道升級改造項目建設，新改建農村公路359公里，支持東源縣創建“四好農村路”國家級示范縣，推動農村公路發展從規模增長為主向質量提升為主的轉變。

三是優化物流基礎布局，加快“一港四區”內河港口建設，強化公鐵、水鐵、江海聯運，提升與粵港澳大灣區物流通達水平。

深度嵌入粵港澳大灣區現代化產業體系和創新體系

充分利用“灣+區+帶”疊加優勢，全面對接深圳、融入“雙區”，把河源更好地打造為粵港澳大灣區產業轉移承接地、產業鏈延伸區、產業集群配套基地。

一是要加快推進產業轉移主平臺及合作園區建設。用好深河對口幫扶協作機制，進一步深化對河源承接產業轉移主平臺及合作園區的統籌謀劃，爭取省直部門的大力支持，協同探索園區利益共享發展機制，更好承接產業有序轉移。

二是以產業鏈嵌入和聯動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產業體系。充分發揮我市在深圳建立的8個“反向飛地”作用，主動承接“雙區”產業外溢和延伸，大力培育壯大“1+3”產業集群，準確定位產業對接的重點行業領域，抓好本土根植性強的特色優勢產業，培育與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優勢互補的特色產業集群，推進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產業深度合作，形成跨區域產業鏈分工和配套體系。緊跟粵港澳大灣區產業轉型升級步伐，全產業鏈承接粵港澳大灣區高端產業，實現與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

三是推動與粵港澳大灣區開展創新合作和協同。深化“總部在大灣區、生產試驗基地在河源”的產業協同共建模式，引進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和龍頭企業，爭取國家（省、市)專項資金支持形成新產業鏈全景招商態勢，拉動共性配套產業入駐，形成科技產業化引導洼地，更好承接深圳等大灣區科技企業產能外溢；持續深化“總部研發在大灣區、轉化落地在河源”等產業創新協同發展模式。

探索創新承接粵港澳大灣區產業轉移的新路徑

承接產業轉移是河源優化產業結構、突破發展瓶頸、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

一是要摸清資源，精準匹配產業溢出城市投資需求。會同省直部門共同編制深圳、東莞、佛山等產業溢出城市的產業鏈“全景圖”，摸清“家底”，精準匹配產業溢出城市的產業資源和投資需求，將產業轉移從追求單個項目、單家企業落戶到精準招引產業鏈各個環節的企業、要素，有針對性地“有鏈強鏈”“無鏈建鏈”“短鏈延鏈”，進而構建高效集聚的產業發展集群。政府應根據產業特色提前籌劃好服務賦能，及時出臺緊跟產業鏈變遷、有針對性的產業轉移專項政策。以低空經濟產業為例，低空經濟經過5年的孕育發展，在今年顯露出大規模爆發的態勢，但如何有針對性承接低空經濟相關產業，仍然是空白。因此，政策的時效性就顯得特別重要，如何圍繞新產業實現溢出地和承接地的產業合理布局、合作共贏，亦應是政策表達的重點。

二是要探索創新承接產業轉移新路徑。探索多種形式的雙向“飛地經濟”模式。通過租賃辦公樓宇、設置園中園、建設孵化器、打造招商展示平臺等方式，在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設立“反向飛地”；與深圳建立聯合招商常態機制，選派招商人員進駐深圳招商部門，不僅能夠學習到更多的招商經驗，而且還能獲得招商信息以及招引項目的機會；安排更多的珠三角城市干部以掛職、借調等多種方式到我市工作，改變招商引資觀念，向珠三角城市發展思路看齊，向成渝、江西、湖南等城市學習先進的招商理念。

三是要動態評估深圳等大灣區城市的產業溢出潛力。當前，珠三角城市出于對產業外溢會帶來產業“空心化”的擔憂，正在掀起新一輪“工業上樓”，據統計深圳每年建設2000萬平方米工業樓宇，連續5年合計1億平方米，東莞和廣州亦有類似的行動。因此，需要理性、動態地評估深圳等大灣區城市產業外溢潛力。產業升級與轉移是個動態問題，制造業梯度轉移是客觀規律，這就要求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中要加強動態評估、長期跟蹤。

主動接軌粵港澳大灣區高標準的營商環境

良好的營商環境能夠為企業提供安全、可預期的發展環境，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而河源實現產業融灣、協同發展，當務之急就是填平與粵港澳大灣區營商環境之間的鴻溝。比如，河源在“放管服”改革、政府行政效能、市場運行機制等方面還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持續縱深推進營商環境，對于提高河源產業協同和承接粵港澳大灣區產業溢出的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一是加強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學習借鑒粵港澳大灣區、特別是廣東自貿區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和工程建設項目審批制度改革，落實審批容缺機制，開設綠色通道制度，大幅壓縮工程建設項目審批時間，推動投資建設項目審批便捷化和政務高效化，全面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制度規則和市場規劃體系。

二是全面清理不適合的地方性法規和政策，破除創新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全面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深化工業園區營商環境綜合改革，深入推進“馬上辦、網上辦、一次辦、就近辦”審批服務模式便利化改革，深入推進材料、環節、時限、次數“四減”，切實提升企業和群眾辦事便利度，加快打造與“雙區”接軌的營商環境。

三是對標粵港澳大灣區各市政務服務大廳標準，完善政務服務大廳軟硬件環境，探索“一站式發牌”等集成服務。在金融、會計、律師、法律、咨詢等與開辦企業相關的領域方面，引入香港經驗，提高服務業專業化水平。學習借鑒廣州、深圳等城市經驗做法，加快推進“數字政府”改革和“互聯網+政務服務”平臺建設，試點探索“區塊鏈+商事服務”模式。探索建立縣級政府與粵港澳大灣區特別是廣州、深圳、港澳政府部門及民間社團高層常態化合作交流機制。

（作者單位：中共河源市委黨校）